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杰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深入推进5G融入百业服务大众，对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助力我国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机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他建议，要正确面对5G发展中面临的问题，通过加强我国在5G基础设施建设、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应用创新拓展方面的领先优势，发挥5G在助力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升级中的关键作用。

“从短期来看，加快以5G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能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从长期看，5G发展已成为落实国家战略，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需要全社会各方力量的广泛参与和共同推动。”杨杰说。

三大难题亟待破解

杨杰认为，推动5G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将是一项系统性、复杂性、社会性工程，深入推进5G发展面临三大难题，需要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更深程度上汇聚社会各方力量共同破解。

首先，5G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成本大幅跃升，影响5G建设部署进度，拉高社会使用成本。在建设成本方面，5G单基站成本是4G的2-3倍，覆盖相同面积相对4G所需基站数量更多；在运营成本方面，5G基站平均能耗更高，约为4G的3倍左右；在设备部署方面，当前5G基站及相关网络、管线设备面临选址难、进场难，道路、楼宇、杆塔和电力等配套设施重新改造等问题。

其次，围绕5G的科技创新协同不足，制约5G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应用普及。在基础理论方面，当前5G相关基础理论研究主要停留在通信学科内部，难以充分满足面向工业生产高精尖领域对确定性性能保障的需求；在核心技术方面，我国部分技术储备相对薄弱，网络安全和产业链安全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在互补型技术方面，当前5G同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发展仍处于“单兵作战”模式，缺乏融合创新，新一代信息技术“组合拳”效应发挥不足。

与此同时，面向5G的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尚未建立，制约5G对各行各业转型升级的赋能作用。在5G认知方面，部分信息化程度较低的行业在标准制定、技术演进、设备升级中未充分考虑与5G技术相结合，导致5G应用的先决条件缺失；在产业协同方面，各行业对5G的需求千差万别，5G与各行业的融合过程难度大、周期长；在商业模式方面，受5G商业模式尚不清晰等因素影响，中小企业应用5G的积极性不高。

建议充分释放5G动能

对于解决这些难题、充分发挥5G在助力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升级中的关键作用，杨杰在今年两会期间提出多方面建议。

他表示，需要强化5G顶层设计和整体部署，统筹各方力量形成5G发展合力；需要多措并举破解5G成本难题，加快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协同发展，推动公共设施及社会站址资源的开放共享，推动5G与新型基础设施统一建设规划、融合部署和协同发展；在财税、补贴、考核等领域给予电信运营企业更多5G优惠政策；引导新型材料、可再生能源等领域企业加强与通信行业的跨界合作。

杨杰还建议，建立健全5G科技创新体系，促进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提升。鼓励和引导多方广泛开展交叉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加快培养5G紧缺的高端、复合人才；鼓励企业积极探索5G新型技术路线，开展5G服务模式和商业模式创新；支持领先企业利用5G融合技术，加速推动5G与互补性技术的融合创新。

杨杰认为，要鼓励和引导5G服务民生，打造更加丰富、优质的5G产品和服务，加快释放新兴消费潜力；鼓励和扶持相关行业企业基于5G研发民生服务和智慧城市解决方案，进一步优化和推广5G应用；推动建立网格化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智慧社区管理模式，全面提升社会治理的精细化和智能化水平。

杨杰表示，建议将5G纳入相关行业发展规划；打造一批5G联合应用项目，推动5G在重点行业领域的融合应用创新；推动设立5G产业园区、创新中心、孵化平台，为中小微企业打造5G创新创业环境，鼓励开展5G应用创新，加快推动前沿应用的孵化落地。

推动移动通信技术向生产侧渗透

杨杰介绍，过去40年，我国实现了移动通信技术在消费侧的全面普及，推动了移动互联网产业的蓬勃发展，并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如今，5G“超大带宽、超广连接、超低时延”三大新型特性推动移动通信技术开启了从消费侧向生产侧全面渗透的进程。

5G的影响力已远远超出信息通信行业范畴，全社会对于利用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加快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的需求日益旺盛和迫切。杨杰认为，此次疫情防控中，5G在疫情监测、病毒溯源、人员追踪等方面提供了有力支撑，带来基础设施、社会治理、传统产业、企业管理、生活消费等五个方面数字化进程的“提速换挡”。

据预测，5G全球经济产出到2035年将达到13.2万亿美元，拉动全球GDP增长率提升7%。美国、欧盟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已将5G上升为构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驱动力和赢得国家长期竞争优势的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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