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引导支持上市公司ESG相关工作,推动上市公司质量提高,协会于2022年11月成立ESG专业委员会。委员会汇聚了上市公司ESG最佳实践者以及资深专家,通过搭建平台,整合资源,形成推动ESG工作发展的合力。现汇编整理ESG委员会委员及所属单位优秀研究成果和实践案例,供各方参考。
可持续发展报告与财务报告的关联性分析
作者:厦门国家会计学院 黄世忠(博士生导师)叶丰滢(副教授)
(原载《财会月刊》2023年第5期)
【摘要】可持续发展报告与财务报告之间是否关联以及如何关联,既是使用者颇感困惑的问题,也是准则制定机构重点关注的议题。本文首先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的视角,分析可持续发展报告与财务报告之间存在的交集关系;其次从财务报告的边界和局限的角度,分析可持续发展报告与财务报告之间的互补关系;最后从交集关系和互补关系出发,分析可持续发展报告与财务报告的关联路径并提出三点启示。本文的研究表明,增强可持续发展报告与财务报告之间的关联性,可以极大提升公司报告体系的整体性和耦合性,发挥可持续发展报告与财务报告的比较优势和叠加效应,帮助使用者更加全面、系统地了解和评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前景和价值创造能力。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报告;财务报告;关联性;交集关系;互补关系;关联路径
一、引言
在很多人看来,可持续发展报告与财务报告毫不相干,两者服务的对象有别,遵循的规则不同,反映的信息迥异,甚至有观点认为可持续发展报告不应是会计界关心关注的问题。这种看法与事实大相径庭。只要细读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就会发现,可持续发展报告与财务报告貌似彼此独立实则关系密切,它们既存在着交集关系(overlapping relationship),也存在着互补关系(complementary and supplementary relationship)。正是这些关联关系(connectivity relationship)使得可持续发展报告得以与财务报告一起共同构成兼具整体性(holisticality)和耦合性(coherence)的公司报告体系。
时至今日,可持续发展报告与财务报告的关联性问题已经成为信息使用者和准则制定机构共同关注的重点问题。站在信息使用者的立场,增进对可持续发展报告与财务报告交集关系和互补关系的认识,寻找两者相互关联的锚定点,可以避免其片面和孤立地看待可持续发展报告或财务报告,更好地了解企业如何创造价值、保持价值或毁损价值。站在准则制定机构的立场,将可持续发展报告与财务报告关联起来,可提高可持续信息的有用性、相关性和连贯性。同样地,将财务报告与可持续发展报告关联起来,也可提高财务信息的有用性、相关性和连贯性(EFARG,2021)。此外,增强可持续发展报告与财务报告的关联性,还可使可持续发展信息与财务信息交互对照、相互呼应,促使两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避免各说各话甚至相互矛盾。在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制定议程咨询中,不少反馈意见建议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和欧洲财务报告咨询组(EFRAG)尽早将可持续发展报告与财务报告的关联性列入下一步的准则制定议程。2022年9月在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国际论坛(IFASS)的闭幕会上,IFASS主席在征询下一步讨论的问题时,不少论坛成员也表示应将ISSB制定的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发展披露准则(ISDS)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制定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的关联性作为重点议题,关联性问题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二、可持续发展报告与财务报告的交集关系
可持续发展报告与财务报告之所以存在交集关系,源自两者均关注由外到内视角(outside-in perspective)下的财务重要性(financial materiality),ISDS、EFRAG起草的欧洲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ESRS)和IFRS都以明示或隐含的方式要求企业披露或确认ESG(环境、社会和治理)事项的财务影响。对于每一个重要的ESG事项,应将与之有关的治理、战略应对、风险管理及其潜在财务影响反映在可持续发展报告中,而如果该ESG事项符合财务会计的确认和计量规则,则其实际财务影响还会被财务报告所捕获,反映在当期财务报表上,从而与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内容形成交集。譬如,可持续发展报告要求企业披露范围1、范围2和范围3温室气体排放,如果企业的年度温室气体排放超过环保部门规定的标准,不得不购买碳排放额度,则当期财务报表应确认和计量环保支出,此时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的温室气体排放信息就与财务报告中的环保支出信息形成交集关系。又如,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确定了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制定并实施了包括使用新能源和淘汰高碳排放生产设施的绿色低碳转型方案,由此在当年大幅增加了对绿色资产和活跃资产的资本性支出,缩短了棕色资产的使用年限并加快了搁浅资产①的淘汰步伐,这些举措导致的资产变动、融资需求、折旧计提、减值准备、处置损失等反映在当期财务报表上,由此与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的向净零排放转型的举措形成交集关系。再如,可持续发展报告显示企业遭受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重大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重大物理风险导致企业当期资产毁损、保费增加,重大转型风险致使企业提供的高碳排放产品和服务受到环保意识浓厚的客户抵制而使其当期营业收入锐减,这些在当期财务报表中已确认的财务影响会形成与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的重大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识别、评估与应对相关信息的交集关系。
概而言之,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的重要ESG事项,只要符合IFRS规定的确认和计量标准,即使具体准则没有明确提及该ESG事项,企业也必须根据IFRS的原则导向精神在当期财务报表中予以反映,从而形成财务报告与可持续发展报告的交集关系。因此,财务报告绝非不对ESG事项进行反映。事实上,会计准则制定机构早在ISDS和ESRS制定前就不断提示企业应对其经营环境中面临的重要ESG事项给予足够的关注和考量。澳大利亚会计准则理事会(AASB)和澳大利亚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AuASB)在2019年4月联合发布了《新兴风险披露》报告,要求运用AASB/IASB第2号实务公告评估财务报表重要性,提示企业和注册会计师在编制和审计财务报表时充分考虑气候相关风险的影响(AASB和AuASB,2019)。受此启发,IASB理事Nick Anderson于2019年11月发表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与气候相关披露》一文,指出IFRS虽然没有直接提及气候变化,但IFRS的原则导向要求企业在运用IFRS时必须反映气候风险和其他新兴风险。在此文中,Nick Anderson初步说明了在运用《国际会计准则第1号 —— 财务报表列报》(IAS 1)、《国际会计准则第36号 —— 资产减值》(IAS 36)、《国际会计准则第16号 —— 不动产、厂房和设备》(IAS 16)、《国际会计准则第37号 —— 准备、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产》(IAS 37)、《国际会计准则第38号 —— 无形资产》(IAS 38)、《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3号 —— 公允价值计量》(IFRS 13)、《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 —— 金融工具》(IFRS 9)、《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7号 —— 金融工具披露》(IFRS 7)时如何将气候风险和其他新兴风险考虑在内(Nick Anderson,2019)。2020年11月,IASB以这篇文章为蓝本发布教育材料《气候相关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辅导企业在运用6个IAS[IAS 1、《国际会计准则第2号 —— 存货》(IAS 2)、《国际会计准则第12号 —— 所得税》(IAS 12)、IAS 16、IAS 36和IAS 37]和4个IFRS[IFRS 7、IFRS 9、IFRS 13、《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7号 —— 保险合同》(IFRS 17)]时如何考虑气候风险的财务影响(IASB,2020)。2020年12月,气候披露准则理事会(CDSB)在Nick Anderson文章的基础上发布《气候会计:将气候相关事项整合进财务报告》,结合案例讲解了气候相关风险对运用IAS 1、IAS 37、IAS 36和IAS 16的影响(CDSB,2020)。叶丰滢和蔡华玲(2021)结合上述文献资料详细分析了气候变化相关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的若干关键会计影响②,提出ISDS与IFRS看似泾渭分明,实则紧密相连、互为补充,并主张依据ISDS的信息披露和依据IFRS的财务报告应当相互对照、交叉索引。2021年12月,CDSB联合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再次发布《气候会计:将气候相关事项整合进财务报告》的补充材料,讲解气候相关风险对运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 —— 租赁》(IFRS 16)、《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2号 —— 股份支付》(IFRS 2)、《国际会计准则第19号 —— 雇员福利》(IAS 19)、《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5号 —— 源自客户合同的收入》(IFRS 15)、《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6号 —— 矿产资源的勘探和评估》(IFRS 6)、《国际会计准则第41号 —— 农业》(IAS 41)的影响(CDSB,2021)。
与上述基于单个会计准则分析气候变化的会计影响不同,EFRAG和英国会计准则背书委员会(UKEB)③另辟蹊径,从更加综合的角度帮助企业厘清如何在财务报告中反映ESG事项。2021年9月,EFRAG发布的《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之间的相互关联》研究报告在附录2A中选取销售、废弃物、碳排放、采购、投资、人力资源、管理层和关联方、权益投资及联营企业和合营安排、监管部门及银行等贷款提供者和非控制权益等9个方面的关键交易或事项,详细分析了每一方面的交易或事项涉及的IAS和IFRS所包含和所排除的ESG事项,总共涉及10个IAS和5个IFRS(EFRAG,2021)。2022年12月,UKEB秘书处应IFASS的请求,在加拿大会计准则理事会的协助下,发布了《可持续披露与财务报告之间的关联性》讨论稿,识别出可持续披露与财务报告的9个主要关联主题,包括IASB和ISSB准则的差异和关联、概念框架、资产、负债、公允价值计量、披露、其他考虑、管理层评论、现场测试等(UKEB,2022)。值得关注的是,对于上述关联主题, UKEB的报告除要求IASB和ISSB对一些内容给予更加明确的指导外,还提出了一些值得IASB认真考虑的问题。譬如应对气候变化风险或利用气候变化机遇的部分支出(如提高机器设备和运输车辆的能源利用效率或降低其碳排放的支出等),对于减缓环境气候变化、促进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具有明显的环境价值,但不一定能够带来经济价值或带来的经济价值具有重大不确定性,因而不符合IFRS对资产的确认和计量要求而不能资本化为资产,这不利于调动企业投资于气候变化的积极性,IASB有必要考虑是否顺应全球向净零排放转型的趋势,相应修改资产的确认和计量规则,以便激励企业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投资力度。又如碳积分(可交易的碳排放权配额),对其获取、消耗、交易、清缴等如何在财务报表中确认和计量,迄今为止IASB没有出台明确的规定,而近年来许多国家和地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迅猛,大量公司参与交易,碳积分的会计处理和披露亟待IASB在无形资产准则的修订中加以考量④。
上述研究报告显示,约三分之一的IAS和IFRS与可持续发展报告的ESG事项交叉重叠,雄辩地证明了可持续发展报告与财务报告所反映的内容存在着交集关系。当交集关系成立时,可持续发展报告与财务报告之间就建立了直接关联(direct connectivity),典型表现形式包括如下两种:一是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的信息与财务报告提供的信息可以相互勾稽。比如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的非财务信息能够在财务报表或总账数据中找到对应的当期“结果”,如前述绿色转型方案带来的企业资产结构、融资需求的变化,以及折旧计提、减值准备等会计处理。又如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的部分指标和目标以财务报表或总账数据为输入值或输出值,如ESRS E1《气候变化》要求企业披露基于净营业收入计算的能源强度(energy intensity,即能源消耗总量与净营业收入的比值)和温室气体强度(GHG intensity,即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与净营业收入的比值)(EFRAG,2022)。二是可持续发展报告与财务报告的编制采用相同的假设。比如可持续发展报告对气候相关重大风险的评估所运用的情景分析同时被用于财务报告对长期资产使用寿命的估计和减值测试。
总而言之,针对同一个重要的ESG事项,可持续发展报告和财务报告基于不同的准则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加以体现,二者之间的交集关系及由此产生的直接关联有利于多层次、立体化地展示企业价值创造的逻辑和能力。
三、可持续发展报告与财务报告的互补关系
虽然可持续发展报告与财务报告因交集关系而存在不少重叠,但必须看到两者的差异多于相似之处,否则也就不需要另起炉灶编制可持续发展报告了。但两者的差异并非风马牛不相及,而是存在着明显的互补关系,这也是可持续发展报告源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基于严谨的概念框架,建立在严格的确认和计量标准上、设定明确的界限(limits)和边界(boundary)的财务报告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日臻成熟,特别是IASB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自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对五大准则(公允价值、金融工具、收入、租赁、保险合同)开展大刀阔斧的改革后,编制者和使用者均迫切渴望准则进入冷静期。对此,IASB和FASB从善如流,明显放慢了新准则的出台和旧准则的修订节奏。与此同时,气候变化、环境污染、水与海洋资源、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资源利用和循环经济等环境议题,劳资关系、供应商关系、社区关系和客户关系等社会议题,以及商业操守、腐败与贿赂等治理议题日益引起利益相关者的关注,能统筹兼顾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环境价值,确保经济、社会和环境(ESE)可持续发展的信息需求激增。面对全球向净零排放经济和社会正义转型新出现的信息需求,财务报告难堪重任,旨在弥补财务报告不足并对其进行补充、以反映ESG信息为主要内容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应运而生。
总体而言,财务报告至少存在着以下五个方面的不足,使其难以担当提供事关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信息的重任,这为可持续发展报告的生长提供了空间。
1. 以投资者为导向的财务报告难以满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现行的通用目的财务报告将投资者等资本提供者确定为主要使用者(primary users),以满足他们的信息需求为导向。IASB等准则制定机构声称提供给投资者的信息通常也能够满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但事实并非如此。现行财务报告侧重于提供经营业绩、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等财务信息,这些财务信息虽然有助于投资者和债权人做出投资和信贷决策以及评价管理层的受托责任,但未必契合客户、员工、供应商、社区、环保团体、监管部门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近年来,随着新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崛起,企业价值创造对财务资本的依赖显著减弱,对智慧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的依赖不断增强,这使得股东至上主义(shareholder primacy)日渐式微,利益相关者至上主义(stakeholder primacy)日益盛行。2019年美国商业圆桌会议(BRT)187家大企业签署的《企业目的宣言》和世界经济论坛(WEF)国际工商理事会(IBC)倡导的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stakeholder capitalism)均说明股东至上主义正在向利益相关者至上主义转变,再加上其他利益相关者权益意识的觉醒,公平对待所有利益相关者信息需求,提供有助于利益相关者评估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信息的呼声日渐高涨。面对利益相关者至上主义的崛起,寄希望于以投资者为导向、体系封闭且成熟的财务报告做出根本性改变变得不切实际,可持续发展报告以财务报告补充报告的形式出现,顺应了变化趋势,可以担负起满足利益相关者新的信息需求的重任。在目前世界范围内主流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中,欧盟的ESRS和全球报告倡议行动组织(GRI)的GRI准则均明确不再将投资者作为报告主要使用者,而是以满足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为导向。即便是ISSB因为受到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服务资本市场职责的限制仍然坚持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但ISSB将ISDS定位为全球基线(global baseline),各国可以根据需要添加面向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信息。由此可见,以广大利益相关者为导向的可持续发展报告能够顺应形势的变化,弥补主要面向投资者的财务报告的不足。
2. 秉持财务重要性的财务报告难以满足利益相关者评估外部性的需求。现行的通用目的财务报告秉持由外到内的财务重要性,企业经营活动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除非产生反弹效应(如因碳排放超标或污染严重而被处罚或被勒令停产,从而转化为财务重要性),否则得不到反映,这不利于利益相关者评估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外部性(externality),即企业创造、维持或毁损的环境价值和社会价值。相比之下,基于由内到外(inside-out perspective)视角反映影响重要性(impact materiality)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如GRI的ESG报告框架)或者基于双重重要性(double materiality)视角既反映影响重要性也反映财务重要性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如欧盟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更有利于利益相关者评估企业经营活动对环境和社会的积极或消极影响,弥补财务报告外部性反映不足的缺陷。值得说明的是,随着负责任投资理念的兴起,即使是投资者也需要企业经营活动对环境和社会影响的信息,因为存在严重负面环境和社会外部性的企业不仅可能给投资者的投资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而且不符合他们的投资理念。
3. 囿于确认和计量规则严格约束的财务报告不能及时反映ESG事项。现行的通用目的财务报告根据严格的确认和计量规则反映企业的交易、事项和情况,只有符合报表要素定义且能够可靠确认和计量的交易、事项和情况才可被纳入财务报告。严格的确认和计量规则在提高财务信息严谨性的同时,也导致大量有助于评估企业可持续发展前景的ESG事项不能入表反映。以资产为例,IASB在2018版《财务报告概念框架》中将资产定义为“主体因为过去事项而控制的现时经济资源,经济资源是指有潜力产生经济利益的权利”。根据这一定义,社会议题中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本、关系管理(包括供应商关系、劳资关系、客户关系、社区关系、政商关系等)及创新能力因不符合资产定义中对控制的要求,或者与之相关的经济利益难以可靠计量而被排除在财务报告之外。同样地,IASB在2018版《财务报告概念框架》中将负债定义为“主体因过去事项导致的转移经济资源的现实义务”。根据这一定义,很多ESG事项(如温室气体排放超标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不力)尚不构成现时义务(顶多是推定义务),经济资源的流出尚未发生或尚不能确定是否会发生,需要转移多少经济资源也难以可靠计量。而随着未来环保和社会立法的强化,这些ESG事项可能由推定义务转化为法定义务,从而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前景产生重大影响。庆幸的是,可持续发展报告不受严格的确认和计量规则的约束,可以比财务报告更加及时地披露ESG事项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可能造成的潜在影响。
4. 依赖复式簿记的财务报告导致企业很多内部自创资源得不到反映。现行的通用目的财务报告高度依赖于1494年Luca Pacioli发明的复式簿记。复式簿记在反映企业活动来踪去迹和增强三大报表勾稽关系的同时,也束缚了企业确认内部自创资源的能力。在知识经济和数字经济时代,智慧资本和数字资产对企业以可持续方式创造价值至关重要,其作用甚至远超财务资本和物质资源,但迄今尚未能在财务报告中得到反映。究其原因,除了不符合资产定义和难以计量,“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的复式簿记规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在借记内部自创智慧资本和数字资产的同时,企业往往难以找到令人信服的贷方科目。而可持续发展报告不受复式簿记的羁绊,可以对这些内部自创资源进行定量或定性分析和披露,便于利益相关者了解这些内部自创资源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前景的影响。
5. 以控制为基础的财务报告使财务信息不能覆盖价值链上下游活动。现行的通用目的财务报告以控制权(right of control)作为报告边界(reporting boundary)的确定基础,将母公司和受其控制的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编制范围。以控制权为基础将报告边界由法律主体延伸至报告主体是一大进步,值得肯定,但仍有不足之处,突出表现为未能覆盖到只有业务关系(business relationship)而没有控制关系(controlling relationship)的价值链上下游活动。企业能否可持续发展,既受母公司及其控制的子公司经营活动的影响,也受企业价值链上下游供应商和客户经营活动的影响。如果价值链上的供应商和客户不能实现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会受到直接或间接的不利影响。因此,不同于财务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从业务关系的角度以价值链(value chain)而不是控制权作为报告边界的确定基础,从而将报告边界扩大至价值链上下游企业的经营活动。这种做法的最大好处是有助于价值链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企业发挥其影响力,督促其上下游的企业节能减排和处理好各种社会关系,进而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出于对财务报告不足的针对性弥补,可持续发展报告能够披露很多在财务报告中得不到反映的可持续发展信息,包括但不限于:(1)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对环境和社会的正外部性或负外部性;(2)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对社会的溢出效应;(3)企业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保护不力;(4)企业对水和海洋资源的过度依赖;(5)企业对自然资源不当利用和对循环经济漠然处之;(6)企业对员工权益、性别和种族歧视关注不够;(7)企业对供应商违反碳排放规定和侵害员工权益监督不力;(8)企业对商业操守以及反腐败反贿赂重视不够;(9)企业对智慧资本和数字资产管理不严;(10)气候变化对企业可持续发展构成的中长期风险和机遇。
可见,可持续发展报告与财务报告反映的很多内容各不相同,没有交集,但两者并不会因此而毫不相关。譬如,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报告中评估其在未来将面临重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风险,这两类风险尽管对当期财务报告尚未产生影响,但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未来可能遭到环保意识和动物福祉意识较强的消费者的抵制,从而对企业未来的经营业绩和现金流量产生消极影响。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针对某一个重要的ESG事项,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的非财务信息和潜在财务影响信息有待财务报告在未来期间通过实际财务影响予以检验。可持续发展报告以前瞻性弥补了财务报告的滞后性,从而使两者跨越时间维度建立间接关联(indirect connectivity)。
间接关联的典型表现形式包括两种:一是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的信息与影响未来期间财务报告的未来事项有关;二是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的信息与尚未被财务报告确认和计量的当期活动有关。间接关联的存在也足以说明,由内到外的影响重要性假以时日可能转化为由外到内的财务重要性,这种反弹效应(rebound effect)[也被称为“动态重要性”(dynamic materiality)]正是可持续发展报告与财务报告形成间接关联的重要机理。
四、可持续发展报告与财务报告的关联路径
可持续发展报告与财务报告的关联路径可分为直接关联路径和间接关联路径,前者适用于具有交集关系的ESG事项,后者适用于具有互补关系的ESG事项。不论是直接关联路径还是间接关联路径,均需要通过相互调节(reconciliation)和交叉索引(cross reference)等方式,使可持续发展报告与财务报告相互对照、前后呼应。
1. 可持续发展报告与财务报告的直接关联路径。报告内容的交集关系为可持续发展报告与财务报告提供了直接关联的路径。不论是将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的信息与财务报告提供的财务信息进行相互勾稽,还是对运用相同的假设进行说明,直接关联路径的目标均是实现两个报告信息的相互调节、交叉索引。
相互调节主要用于将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的绿色低碳转型相关信息与财务报告的相关数据进行调节。例如,企业可在财务报告或管理层报告中按“绿色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营业收入总额”的方式对当期的营业收入进行调节,按“绿色资产+棕色资产=资产总额”或“活跃资产+搁浅资产=资产总额”的方式对期末资产总额进行调节,按“新能源资本支出+传统能源资本支出+其他资本支出=资本支出总额”的方式对当期的资本支出总额进行调节,按“绿色采购+非绿色采购=采购总额”的方式对当期的原材料和固定资产采购总额进行调节。
相较于相互调节,交叉索引更易操作,因而运用得更加广泛。以气候变化为例,如果可持续发展报告认为气候相关风险对企业的影响具有财务重要性,那么企业可在其可持续发展报告和财务报告或管理层报告中以交叉索引的方式说明气候相关风险如何对其财务报表的编制产生影响,包括但不限于:(1)对持续经营假设的影响,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重大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是否影响当期报表编制所依据的持续经营假设;(2)对估计和判断的影响,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重大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是否影响当期报表编制对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商誉等长期资产使用寿命、残值率、可回收金额、减值准备,以及与ESG事项相关的准备、负债、或有负债的确认和计量所做出的估计和判断;(3)对资产结构的影响,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重大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是否导致当期的绿色资产与棕色资产、活跃资产与搁浅资产比例结构的变化;(4)对资本结构和融资需求的影响,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重大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及其应对是否导致融资需求变化,从而影响企业当期的资本结构和融资能力;(5)对收入和成本结构的影响,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重大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是否导致当期营业收入结构(如来自绿色低碳业务收入的增减)和成本结构(如能源转型和道德采购导致的成本费用增减)的变动;(6)对现金流量结构的影响,应对气候相关重大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的资本支出和融资方案是否影响当期投资活动和融资活动的现金流量结构,与气候相关的重大转型风险是否影响当期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结构。必须说明的是,不论是ISDS还是ESRS,均要求企业披露气候变化相关风险和机遇在短期、中期及长期内对企业的财务影响。按照ESRS的规定,短期是指财务报告涵盖的期间,中期是指短期结束的五年内,长期为五年以上。因此,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的气候变化相关风险和机遇的短期财务影响必须与当期财务报告相互勾稽,而中期和长期的财务影响涉及间接关联,若金额重大且已经制定相应的应对计划,当期财务报告也必须通过交叉索引等方式予以披露。
2. 可持续发展报告与财务报告的间接关联路径。如果可持续发展报告与财务报告没有交集,不存在直接关联关系而是存在间接关联关系,就需要寻找恰当的锚定点(anchor points),以结构化的方式在两者之间建立间接关联路径。EFRAG在《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之间的相互关联》研究报告中,在回顾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GRI、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SASB)、国际整合报告理事会(IIRC)和CDSB等国际专业机构倡导的做法的基础上,总结出实践中行之有效的7种间接关联路径。
(1)价值创造/财务业绩、资产和负债分析。以定性的方式解释企业对ESG事项的管理如何影响其未来的价值创造,或如何影响其未来的财务业绩、资产和负债。这种前瞻性分析有助于可持续发展报告与财务报告建立间接关联关系。
(2)通过情景分析量化气候变化的风险和机遇。这包括按不同气候情景计算潜在的财务影响(对收入、支出、资产、负债、资本和融资的影响),并说明因采取应对举措从而确保了经营战略和商业模式的适应性。如果对潜在情景有相应的科学指南,情景分析的方法亦可延展至气候变化之外的其他ESG议题。
(3)定量或定性影响估值分析。计算企业经营活动对经济、社会和环境外部性影响的社会货币价值,并解释这将如何以反弹效应的方式影响其现在和未来的商业模式,以及企业将如何减少负外部性和改善正外部性。如果定量分析难以做到,也可以定性的方式分析企业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外部性影响。
(4)额外资本披露。按照IIRC的《国际整合报告框架》,披露企业经营活动和产出对6种资本(财务资本、制造资本、智慧资本、人力资本、社会和关系资本、自然资本)产生的内部和外部影响,包括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5)风险量化。通过各种风险模型量化可能影响企业业绩的ESG风险。若确有困难,也可采用定性分析。
(6)非财务目标。披露非财务指标并以定量或定性的方式解释这些指标对企业业绩和环境、社会可能产生的财务影响。
(7)将ESG指标变动与财务业绩进行量化关联。计算ESG指标变动带来的财务影响,如员工敬业度的1%变动能带来多少经营收益。
必须说明的是,一些ESG事项可能导致可持续发展报告与财务报告同时存在着直接关联关系和间接关联关系,此时就需要同时运用到直接关联路径和间接关联路径。比如,假设A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将温室气体排放评估为重大的ESG事项,并宣布将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所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1)大幅减少企业自身经营活动和价值链上下游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剩余部分通过碳移除或碳抵消的方式予以解决;(2)通过避免碳税和提高能源效率节省成本费用;(3)通过开发零碳排放产品和服务维持或增加未来营业收入。这个重大的ESG事项使可持续发展报告与财务报告同时存在直接关联和间接关联,企业可通过直接关联路径在财务报告或管理层报告中披露以下事项:(1)当期提高能源效率的资本性支出和成本费用;(2)当期节约的能耗支出;(3)当期来自零碳排放业务的营业收入;(4)能源转型对当期高能耗资产折旧或减值的影响。此外,企业可通过间接关联路径在财务报告或管理层报告中披露以下事项:(1)以定性的方式解释净零排放计划将如何对企业的中长期业务发展、经营业绩、财务状况、现金流量、资本结构和融资需求产生影响;(2)以恰当的量化方法(如情景分析)分析净零排放计划未来的投资总额、业务增长和成本节约。
除了建立直接和间接关联路径,关联信息在什么位置披露也颇为重要。可供选择的位置包括:管理层报告、财务报表附注、公司年报、单独报告和额外报告。目前,ISSB和EFRAG正在考虑将关联性纳入准则制定议程,预计不久就会对关联信息的披露位置做出规定。
此外,选择恰当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位置,也有助于增强其与财务报告的关联性。一种方案是在管理层报告中披露,好处是可以整合可持续发展报告与财务报告,提升可持续发展信息的相关性,促使两个报告讲述企业的“完整故事”,也有助于监管部门强化对这两个报告的监管。这种做法的难处在于两个报告针对的主要使用者和秉持的重要性原则可能存在不一致,从而导致信息不平衡。资本市场参与者对管理层报告中可持续发展信息的关注度可能不如其他利益相关者,从而觉得管理层报告信息超载;而其他利益相关者对管理层报告中财务信息的关注度可能不如资本市场参与者,从而也觉得管理层报告信息超载。另一种替代方案是在单独报告中披露,好处是不必顾虑两个报告在主要使用者和重要性原则方面存在的差异,避免管理层报告过于冗长。缺点是可能导致使用者误以为可持续发展报告不如财务报告重要且不会对企业业绩产生重要影响,当可持续发展报告公布日期迟于财务报告公布日期时,这种看法将尤其明显。这或许是ISDS和ESRS均要求可持续发展报告与财务报告保持相同报告频率的原因。
五、结论与启示
可持续发展报告与财务报告各有侧重,两者提供的信息既存在交集关系,也存在互补关系。交集关系源自可持续发展报告和财务报告均基于由外到内角度对环境和社会议题财务影响的关注;互补关系既源自可持续发展报告和财务报告秉持的不同重要性原则,也源自可持续发展报告对财务会计确认和计量的超脱。交集关系为可持续发展报告和财务报告提供了直接关联路径,企业可对可持续发展信息和财务信息进行相互调节或交叉索引;互补关系则意味着企业可以在可持续发展报告与财务报告之间建立锚定点,以间接关联的方式解释环境和社会议题的财务涵义,如气候变化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在短期、中期及长期内对企业发展、经营业绩、财务状况、现金流量、资本成本和融资需求产生的影响。增强可持续发展报告与财务报告之间的关联性,可极大提升公司报告体系的整体性和耦合性,避免使用者误以为可持续发展报告和财务报告是两个毫不相干的独立报告。
本文的分析带来三点启示:
1. 关联性问题既是一个重要的实务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有必要上升到概念框架层面。关联性问题看似仅仅是一个操作层面的重要实务问题,实则涉及一系列基础性的重大理论问题,包括如何确定两个报告的主要使用者、如何协调两个报告的不同目标、如何确立两个报告的重要性原则、如何明确两个报告的信息质量特征、如何建立两个报告的关联机制、如何界定两个报告的报告边界、如何衔接两个报告的信息披露等。这些重大理论问题不是准则层面可以解决的,必须上升到概念框架层面进行探讨。正因如此,EFRAG将关联性与双重重要性、信息质量特征、时间范围、报告边界和层级、欧盟和国际一致性并列为六大概念指引项目,拟在概念指引发布实施后时机成熟时再将其整合为概念框架。准则的制定和实施离不开概念框架的指导,会计准则如此,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也不例外。EFRAG的做法值得肯定。相比之下,ISSB迄今为止对是否制定概念框架语焉不详。如果ISSB最终决定制定独立的概念框架或者与IASB联手制定财务报告与可持续发展报告联合概念框架,关联性无疑应作为概念框架的重要内容之一。
2. 关联性问题需要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与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制定机构通力合作才能有效予以破解。可持续发展报告与财务报告既存在交集关系,又存在互补关系,只有在两者之间建立有效的关联机制、明确关联路径,才能使两个报告真正相互补充、相得益彰。要破解关联性的重大实务和理论问题,需要IASB和ISSB/EFRAG通力合作,形成合力。IASB有必要通过修改准则或发布指南的方式,明确要求企业在财务报告中对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披露的重大ESG事项进行呼应和说明,ISSB和EFRAG也有必要充分考虑其制定的ISDS和ESRS对IFRS的潜在影响。在关联信息的披露位置上,管理层报告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载体,IASB正在修订《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实务公告第1号 —— 管理层评论》,但该公告不应由IASB独立修订,否则这份实务公告披露的内容可能与可持续发展报告产生不必要的重叠甚至冲突。这份实务公告最好由IASB与ISSB和EFRAG根据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的最新进展和未来趋势进行充分酝酿讨论,由IASB和ISSB联合发布,EFRAG也可据此制定相应的实务公告,再提请欧盟委员会发布。
3. 使用者需要更新观念,从全局性和互补性的角度看待可持续发展报告与财务报告之间的关联关系。全局性是指可持续发展报告与财务报告共同构成有助于利益相关者了解和评估企业可持续发展前景的公司报告体系。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前景既取决于企业创造经济价值的能力,也取决于企业创造环境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能力;既取决于企业短期的财务业绩,也取决于企业对可持续发展相关风险和机遇的有效治理所带来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财务业绩。有效的可持续发展前景评估要求使用者同时运用财务信息和可持续发展信息,二者缺一不可。互补性是指可持续发展报告与财务报告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不可偏废。财务报告结构严谨、成熟可靠且应用广泛,这些特点是可持续发展报告不能媲美的;而可持续发展报告灵活开放、活跃变化且视野宽远,这些特征也是财务报告不能相提并论的。正因为如此,两个报告不能相互替代,只能相互补充。有效的报表分析要求使用者尽可能利用可持续发展报告交叉分析财务报告,评估企业的经营业绩及其成长性是否会因环境和社会问题而存在不确定性。同样地,有效的可持续发展前景分析也要求使用者尽可能利用财务报告交叉分析可持续发展报告,评估企业的ESG治理及其成效是否会因财务和业绩压力而受到重大掣肘。只有使用者从全局性和互补性的角度看待这两个报告之间的关联关系,最大限度地综合利用这两个报告的信息,企业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提供的财务报告和可持续发展报告才有可能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注释:
① 绿色资产(green assets)是指温室气体排放、能耗、处置和回收符合环保标准的资产;棕色资产(brown assets)是指能耗、温室气体排放、处置和回收不符合环保标准的资产。活跃资产(active assets)是指能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符合环保标准因而得以正常使用的资产;搁浅资产(stranded assets)是指能耗和温室气体排放不符合环保标准而不得不在使用寿命期内被搁置的资产,搁浅资产一词由碳追踪倡议行动组织(CTI)在2017年首次提出,目的是提醒利益相关者关注企业不采取绿色低碳转型的不利财务后果。
② 包括气候相关风险对以下事项的影响:(1)折旧计算;(2)资产减值损失计提;(3)预计负债计提;(4)存货;(5)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6)金融工具核算;(7)金融工具披露;(8)公允价值计量;(9)保险合同;(10)财务报表列报与披露等。
③ 英国会计准则背书委员会(UK Accounting Standards Endorsement Board,简称UKEB)是依照《2021国际会计准则(职能授权)(脱欧)规定》于2021年5月设立的专门机构,其主要职责是根据英国国务大臣的授权代表英国影响IFRS的制定、决定是否采纳IFRS以及支持和维护英国公司报告框架。
④ 总之,UKEB建议IASB在无形资产等项目上加大与ISSB的合作力度,以明确相关事项财务报告和可持续发展报告规范范围的界限。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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